6月中旬,由中国文联、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,中国摄影报社承办的“一起向未来”中国冰雪运动摄影大展在北京开幕。展览集中呈现了中国摄协北京冬奥会摄影小分队队员的精彩力作,一张张“冰雪瞬间”将我们带回4个月前的冬奥时刻。
“小分队”有“大来头”
说是“小分队”,其实大有来头。他们都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布在各大媒体的精英强将,是中国摄影记者的实力体现。
“小分队”由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摄协主席李舸带队,成员有:兰红光(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)、毛建军(中新社摄影部主任)、赵迎新(《中国摄影报》社长)、胡金喜(《北京青年报》摄影部主任)、魏征、陈建、王伟伟、陶冉。
“小分队”中的老将之一、中新社摄影部主任毛建军又一次“征战”赛场。在 2020年,他获得了代表中国摄影界最高个人成就奖的“中国摄影金像奖”。在中新社摄影部历史上,还有许多屡获奖项、引领业界发展潮流的人。
高产的“造星”机器
具有近70年历史的中新社摄影部,在每个时期都是业界耀眼的存在。它不断地在传承与发展,同时,它还是一部高产的“造星”机器。
上世纪50年代,中新社建社之初,一批南北方的优秀摄影家聚集于此,对外介绍中国大江南北的锦绣山川和沿海侨乡,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华文报馆享有盛誉。代表作品如风光摄影家薛子江的《春泛嘉陵江》《千里江陵》等,构图精美,堪称佳作。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新社摄影部开始转型。图片报道内容由以风光专题为主转变为以新闻时事为主;全面报道改革开放,突出社会前进、时代新潮和人民情感。
这一时期,中新社涌现了一批拍摄社会新闻、记录社会变革的好手,佳作频出。黄云生的《西藏专题》、王苗的《草原骑手》、罗小韵的《首次招考模特》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。彭振戈(笔名安哥)把镜头聚焦南粤乡土,以民间视角记录社会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,如《结婚照》《街头青年》,时代特色与南粤气息并至交汇。
“民间视角”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,并成为中新社图片的风格,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摄影界开风气之先河。
值得一提的是,黄云生、王苗、罗小韵都是著名的“四月影会”的发起人,他们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,中新社的体育图片报道开始崭露头角,赵伟等记者在亚运会、奥运会等国际赛场上创作出众多精彩作品,体育摄影报道由此成为中新社图片的特色之一。
21世纪头十年,中新社图片越来越彰显国际化色彩。拍摄题材和视角与国际同步;画面语言也开始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内化为自己的特点;记者在国际奖项上开始有所斩获,成为最早登上国际领奖台的一批中国摄影师。
2000年,王瑶凭作品《60岁重返舞台》获得第43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(荷赛)艺术类组照金奖。
贾国荣凭作品《中国体操夺冠赛》获得2002年荷赛体育类单幅铜奖。2014年,贾国荣又凭借作品《杠上争锋》再次登顶荷赛,获得体育动作类组照一等奖。
三次荷赛获奖作品的图片语言以国际化为特征,这些记者推动了国内新闻摄影界图片语言的进化。
“见证”的艺术,“见证”的力量
21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,中新社摄影记者队伍日渐齐整,成长为国内规模最大、最成熟的摄影队伍之一,每年在国内和国际新闻摄影奖项上都有斩获。
摄影报道在时政、突发、大型报道、深度报道等领域的表现十分抢眼。每逢大型报道、战役式报道,总社和全国各分社的摄影精兵协力上阵,中新图片频频崭露头角。前有2016年奥运会三名记者“三枪战里约”,后有东京奥运会上的艰苦鏖战,他们的表现广为业界称道。
这一时期的中新社摄影部还积极参与行业内的体制建设,为中国新闻摄影界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。2019年,中新社摄影部承担中国文联大型影像扶贫跨界驻点创作项目,四名记者三次深入内蒙古科右中旗驻点,记录了中国脱贫攻坚世纪工程的缩影。
摄影是一门“见证”的艺术。一代代中新摄影人,见证了时代发展,也见证了中国新闻摄影队伍的共同进步。如果把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比作滚滚大潮,中新社摄影部就像潮头的朵朵浪花,总是那个活跃在前方、不知疲倦地往前奔流的力量。
参考资料
1、毛建军《中新图片的风格传承与发展》,《人民摄影报》2021年9月8日,第二版;
2、《中国新闻社六十年史稿》。
作者:苏 丹
曾发出“最后一电”震动全国 抗日老兵卢庆贻去世****** “此电恐为最后一电,来生再见。”这是抗日战争期间震动中国的“最后一电”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。 这封电报出自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,约17000名中国士兵面对超过10万日军,坚守衡阳47天,打退日军多次进攻,直到弹尽粮绝时发出了这封被称为“最后一电”的电报。这封电报后经报纸报道,闻名全国,激励了国人的抗日热情。 2023年1月9日,当年发出了“最后一电”的发报员、抗战老兵卢庆贻的儿子卢先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,其父亲在1月8日上午10时55分于湖南湘潭去世,享年94岁,“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,要走正道,堂堂正正做人。他曾谈起战争时命悬一线的经历,但直到此前有人调查相关的历史时,他才说起自己就是著名的‘最后一电’的发报人。” 卢庆贻13岁报名参军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此前发布的文章中介绍,1941年,刚满13岁的卢庆贻报名参军,投身抗日,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。1944年,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,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,疯狂实施所谓“一号作战计划”,扼守粤汉铁路的长沙、衡阳是主战场之一。当年5月底,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。日军主将找到中国守将的战法漏洞,狡猾地实施作战计划。当年6月,长沙沦陷,衡阳北面再无阻挡,日军大举南下进犯。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,寸土不让,等待援军,但双方实力悬殊,守军只有17000余人,日军兵力超过10万人,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衡阳城狂轰滥炸。 1944年8月6日发“最后一电” 文中介绍,卢庆贻曾回忆说,1944年6月下旬,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,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。但守军士气高涨,沉着应战,顶住敌人猛烈炮火,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。“日军还使用了毒气,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。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,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,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。”卢庆贻说。此后,中国军队又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强攻,但守军粮食弹药补给吃紧,援军却迟迟不到。8月6日,守军拟好了一道电报,由译电员交给卢庆贻,卢庆贻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,后经由芷江空军台转往重庆。此后,卢庆贻被日军俘虏,万幸在被日军强迫劳动时逃脱,抵达贵阳后,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拍发的“最后一电”全文。 70多年后仍能背完整段电文 卢庆贻的儿子告诉北青报记者,父亲当时是部队中的电报员,当时译电员给卢庆贻的是电文代码,他自己并不清楚发布的电报具体内容,直到抵达贵州才了解到自己当时拍发的电报引发了全国热烈的反响。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,70多年后,卢庆贻在接受采访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完整段电文。衡阳沦陷后,不少阵亡中国士兵遗体暴露于野,长时间没得到安置。抗战胜利后,包括卢庆贻在内的60多名第十军士兵赶到战场,用4个多月时间收集了3000多具阵亡将士遗体,全部合葬在衡阳城郊张家山一带。卢庆贻的儿子说,近些年父亲还曾和他一起去过张家山,“父亲给我讲当年这一带的情况,回忆当年的故事。”1946年,卢庆贻回到老家务农,再也没有出去。 据新华社报道,2015年9月3日,卢庆贻作为抗战老兵代表,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,并于当天坐上第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。在卢庆贻卧房里,墙上挂着很多他参加抗战纪念活动的照片,桌上摆着各种荣誉和纪念勋章。“跟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,我算幸运的。无数将士官兵献出宝贵生命,才换来如今的和平生活。”卢庆贻说,“我们要珍惜和平,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。” 卢庆贻的儿子向北青报记者表示,目前家人正在操办老人的后事,“父亲曾给我们讲过战争的残酷,谈起他九死一生的经历。但一直没提起自己就是‘最后一电’的发报人,直到前些年有研究者得知他是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,找他了解情况,老人才讲述了自己发出‘最后一电’的经过。在日常生活中,他也一直教育我们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,要走正道,做一个正派的人。” 文/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/孙慧丽 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 [责编: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() ![]() 佰富彩 地图 |